林鹄｜“为尊者讳”的奥秘

古人著书，有“为尊者讳”一说，这也是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准则。史家论及时政，往往替本朝皇帝开脱，将过失推到君主身边的小人身上。在现代人看来，这一传统荒唐透顶，贻害无穷。鲁迅批判儒家伦理，讥讽道：清代儒生看到唐人文章谈及公主改嫁，“不免勃然大怒道，‘这是什么事！你竟不为尊者讳，这还了得！’”（《我之节烈观》）

《春秋公羊传》

其实，这是误解。《春秋公羊传》闵公元年云：“《春秋》为尊者讳，为亲者讳，为贤者讳。”《谷梁传》成公九年也有类似说法。所谓讳，是指尊者、亲者、贤者遭遇不幸，或犯了错，不直言，以隐晦的方式表达。

比如鲁隐公四年（前719），卫国公子州吁谋杀了异母兄卫桓公（名完），《春秋》曰：“卫州吁弑其君完。”这是《春秋》记载臣下弑君的标准写法。而鲁隐公同样被大臣公子翚谋杀，《春秋》却不提弑君，仅书“公薨”，仿佛隐公是自然死亡。孔子这么处理（《春秋》是否出自孔子笔削，存在争议，详参拙作《〈春秋〉义例平议》，《中国哲学史》2023年第3期），南宋张洽解释道：“他国之篡弑，明书之可也。凡人于其父祖之罪恶，尚不忍肆言之，圣人书父母国之恶，岂可同于他国，而不隐乎？”不愿谈亲人犯下的罪恶，是人之常情，是羞耻和痛苦的表现。鲁国是孔子的父母之邦，发生了弑君这样丑恶的事，如北宋孙觉所云：“弑者穷天之恶，极地之丑，臣子者恶得书之哉！”孔子怎么忍心下笔？

《汉书》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：

宣帝初即位，欲褒先帝……群臣大议廷中，皆曰：“宜如诏书。”长信少府（夏侯）胜独曰：“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，然多杀士众，竭民财力，奢泰亡度，天下虚耗，百姓流离，物故者半。蝗虫大起，赤地数千里，或人民相食，畜积至今未复。亡德泽于民，不宜为立庙乐。”公卿共难胜曰：“此诏书也。”胜曰：“诏书不可用也。人臣之谊，宜直言正论，非苟阿意顺指。议已出口，虽死不悔。”于是丞相（蔡）义、御史大夫（田）广明劾奏胜非议诏书，毁先帝，不道，及丞相长史黄霸阿纵胜，不举劾，俱下狱。有司遂请尊孝武帝庙为世宗庙，奏《盛德》《文始》《五行》之舞，天下世世献纳，以明盛德。

读到这个故事的人，大概都会为夏侯胜刚正不阿所感动。明末大儒王夫之则不以为然，他评论道：

宣帝欲尊武帝为世宗，荐盛乐，过矣。然其过也，所谓君子之过，失于厚也。夏侯胜讼言讦之，如将加诸鈇钺者。子贡曰：“恶讦以为直者。”殆是谓乎！

《春秋》之法：“为尊者讳，为亲者讳。”《春秋》以正乱臣贼子之罪，垂诸万世者也，桓、宣弑立而微其辞，尊则君，亲则祖，未有不自敬爱其尊亲而可以持天下之公论者也。

王夫之

王夫之批评夏侯胜，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：“未有不自敬爱其尊亲而可以持天下之公论者也”。

宣帝者，武帝之曾孙也。假令有人数夏侯胜乃祖乃父之恶于胜前，而胜晏然乐听之，其与禽兽奚择哉！……苟其曰武帝之奢纵而泽不及民，万世之公论，不可泯也，则异代以后，何患无按事迹而核功罪者？……吾弗从臾以效尤可尔。留直道以待后人，全恩礼以尽臣道，各有攸宜，倒行则乱。

他打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比方：如果夏侯胜的父亲干了坏事，有人故意当着他的面批评他父亲，夏侯胜会是什么心情？难道欣然点头称是？武帝之过，自有后世公论。夏侯胜痛心武帝给天下人带来的伤害，不阿谀奉承，不怂恿宣帝效法武帝恶习就够了，没必要在宣帝面前大肆攻击武帝。

讳源自人的自然情感。但讳不是隐瞒事实。《春秋》鲁公薨，例书地，如庄公三十二年“公薨于路寝”，僖公三十三年“公薨于小寝”，文公十八年“公薨于台下”。而隐公十一年仅云“公薨”，《谷梁》曰：“公薨不地，故也。隐之，不忍地也。”晋范宁注：“隐犹痛也。”隐公遇弑，臣子悲痛万分，不忍言其遇弑之地。好比亲人不幸发生车祸，我们不忍经过车祸地点，宁愿绕道而行，甚至不愿提到那个地方。但“不地”恰恰也是在委婉地告诉读者，隐公并非自然死亡，而是被暗杀的。所以，唐啖助总结道：“讳者，非隐其恶，盖讳避之，避其名而逊其辞，以示尊敬。”

孔子采用讳的笔法，是顺应，也是在保护人的自然情感。史学的目标是求真，但求真不一定非得端出一副冷冰冰的面孔，人的自然情感不一定会和求真发生冲突。史学家也是人，也有属于人的自然情感。史家修史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扼杀自然情感。史学存在的终极理由，是帮助我们变得更健康，更幸福，而不是相反。自然情感的充分舒展，无疑是健康和幸福的重要标志。我们不能要求史家在面对尊者、亲者、贤者时扼杀人性，把自己锻造成一架理性机器。历史永远只能由特定的人来书写，对这些特定个体来说，首先是成为一个健康的人，其次才是成为一个史学家。

如果史学需要消灭人的自然情感才能成就，只能证明，这不是一项有益于史家人格的事业。而且，一个自然情感没有充分发育、一个不敏感的人，怎么可能理解历史中人？怎么可能捕捉到历史真相？再者，历史是塑造人的精神世界的重要力量，一部冷冰冰的无“我”的史书，会塑造出什么样的读者？言教不如身教，史家以身作则，书写历史的方式也是教育手段，重要性不亚于内容。

更何况，讳不是隐恶，相反，是一种更高明、更深刻的对恶的揭示。

且从“刑不上大夫”说起。这句话出自《礼记·曲礼》，汉末郑玄注云：“不与贤者犯法，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，不在刑书。”正式法律条文中，没有大夫犯法如何处理的规定。如果大夫犯了法，相关官员临时开会讨论，决定给予什么刑罚。一事一议，多麻烦，为什么不预先设计相应条文？关键在“不与贤者犯法”。什么意思？唐孔颖达解释道：“大夫必用有德。若逆设其刑，则是君不知贤也。”在儒家理想中，官做多大，跟德性成正比。君主任命某人为大夫，是因为其德性出众。换言之，出任大夫是对其高尚情操的肯定。而如果法律明文写上，大夫为非作歹，怎么处置，这不是质疑其高尚情操吗？同时不也是质疑任命大夫的君主吗？好比两人结婚前，男方跟女方谈论，万一她出轨，离婚时财产如何分割，一个有着健全人格的女性，一定会觉得这是对她的巨大侮辱。事实上，这也是男方对自己的巨大侮辱。与之相似，当代社会往往以法治为名，出台了种种监督医生、教师的严格制度，鼓励病人、学生投诉。其实，医生、教师是良心活，重要的是尊严与责任感。一旦丧失了尊严与责任感，以循规蹈矩的方式敷衍了事，并不难。某种意义上，把医生、教师当贼防，等于鼓励他们抛弃廉耻。

《礼记注疏》

反过来，他人对自己的肯定，是自我完善的重要动力。在《家庭幸福》这部小说中，托尔斯泰描绘了女主人公玛丽亚恋爱后的自白：“我感觉到他认为我胜过世界上所有其他年轻女性，忍不住希望他一直留在关于我的这一幻觉中。我并没有刻意欺骗他，但确实欺骗了，让自己变得更好来欺骗他。”

《红楼梦》中，凤姐病倒，贾府暂由探春、李纨和宝钗料理。凤姐的臂膀平儿恭恭敬敬向探春建议，“或有该添该减的去处二奶奶没行到，姑娘竟一添减”，“也不枉姑娘待我们奶奶的情义了”。宝钗和李纨笑道：“本来无可添减的事，如今听你一说，倒要找出两件来斟酌斟酌，不辜负你这话。”后来宝钗又感慨：“他奶奶便不是和咱们好，听他这一番话，也必要自愧的变好了，不和也变和了。”探春原有意发一通火，也笑了：“不说他主子待我好，倒说‘不枉姑娘待我们奶奶素日的情意了’。这一句，不但没了气，我倒愧了。”

《孔子家语》记载：“古之大夫，其有坐不廉污秽而退放之者，不谓之不廉污秽而退放，则曰簠簋不饬。”因为贪污被罢免，判决书不说贪污，而说家里餐具摆放不整齐。“有坐淫乱男女无别者，不谓之淫乱男女无别，则曰帷幕不修也。”因为男女关系被处理，也不明说男女关系，只说家里的帐子没挂好。“有坐罔上不忠者，不谓之罔上不忠，则曰臣节未著。”欺骗君主的，只说本职工作没做好。“有坐疲软不胜任者，不谓之疲软不胜任，则曰下官不职。”不称职的，不提本人，而说他的下属不胜任。“有坐干国之纪者，不谓之干国之纪，则曰行事不请。”违法乱纪，只说没请示上级，自作主张。“此五者，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，而犹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。”这五种情况，大夫的罪名很清楚，相应处罚也很明确，但就是不忍心把窗户纸捅破，给大夫留下一点颜面。“既而为之讳，所以愧耻之。”这不是因为大夫享有特权，而是为了唤起他们的羞耻心。此即“为贤者讳”。

子曰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刑罚只能使人不敢干坏事，无法培养是非观念。只有羞耻心才能唤回迷失的人性。

[清]徐璋绘《夏允彝父子像》（夏完淳为抗清烈士夏允彝之子）

明末抗清诗人夏完淳，就义时十六周岁刚过了十二天。遗民屈大均记载了一则他的轶事：

（夏完淳）被执至留都（南京），叛臣洪承畴欲宽释之，谬曰：“童子何知，岂能称兵叛逆？误堕贼中耳！归顺，当不失官。”完淳厉声曰：“吾尝闻洪亨九（洪氏别号）先生本朝人杰，嵩（松）山、杏山之战，血溅章渠，先皇帝震悼褒恤，感动华夷。吾尝慕其忠烈，年虽少，杀身报国，岂可以让之！”左右曰：“上坐者，即洪经略也。”完淳叱之曰：“亨九先生死王事已久，天下莫不闻知，曾经御祭七坛，天子亲临，泪满龙颜，群臣呜咽。汝何等逆徒，敢伪托其名以污忠魄！”因跃起，奋骂不已。承畴无以应，惟色沮而已。

洪承畴是万历末年进士。崇祯帝生性多疑，在位十七年，诛杀了不少大臣，只有洪氏及杨嗣昌是他始终信任的。在至关重要的松山（辽宁锦州）一战中，统率明军主力的洪承畴兵败被俘后降敌。但明廷以为洪氏已经殉国，曾以极高规格祭祀。清兵入关不久，洪承畴出任招抚南方总督军务，夏完淳被捕就发生在此时。洪欲收买人心，故意替夏氏开脱，说他是个孩子，哪知道造反，不过被人利用罢了，并拿官爵来诱惑他。

没想到这孩子心智成熟，意志坚定，还很有斗争智慧。他坚决不承认洪承畴投降了，反而盛赞他为国捐躯，这比起骂他背叛国家，是对洪氏更严厉的谴责。如果洪承畴还有一丝一毫人心的话，这也是更能使他产生羞耻感的方式。

再打个通俗的比方。某甲在超市偷东西，被抓了。警察电话打到家里，父亲怎么也不相信，我儿子怎么可能偷东西！到了派出所，见到儿子，父亲第一句话是：“他们是不是冤枉你了？”比起一上来大骂儿子，某甲是不是会更羞愧？

鲁桓公五年（前707），周桓王率领王师及蔡、卫、陈三国军队讨伐郑国，不料大败。周王室与郑国不和，郑庄公固然是犯上作乱，桓王本人也难辞其咎。《春秋》书“蔡人、卫人、陈人从王伐郑”，不云“王师败绩”，王夫之指出，这是“讳其败以讥之”，恰恰表明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，比起直接批判周王，能更好地警示后人。

有时候，秉笔直书反而会误导读者。很多人读了历史，认为政治甚至人性就是肮脏的。既然肮脏是政治乃至人性的本质，在现实生活中，不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做肮脏的事了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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